46.0%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号 挂号难是主因

46.0%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号 挂号难是主因  漫画:朱慧卿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朱恒鹏认为,号贩子屡禁不止,是因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。政府应放开医疗行业供给管制和价格管制,交由市场决定。具体的做法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,把医生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。好医生挣得多,愿意成为医生的人就多,供给就会增加。

  看病难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痛点,也是每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。近日,一些患者在三甲医院排队挂号时,遭号贩子威胁。号贩子以及大医院挂号难问题,再次引发社会热议。

  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206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52.5%的受访者认为在三甲医院挂专家号不太容易,46.0%的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过专家号。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,受访者认为主因是“挂号系统监管存在漏洞”(67.8%)和“医疗资源分配不均”(62.9%)。

  23.5%受访者曾花费200~500元从号贩子手中买专家号

  来自江西上饶的周小燕患有先天性近视,戴上眼镜也只能看见三四米远的物体。她经常会去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眼科医院看病。每当此时,挂号就成了她最头痛的事情。

  在上海求医时,为了能挂上专家号,周小燕和家人提前入住医院附近的一间小旅馆。让她意外的是,旅馆老板就是号贩子。“他说只要我给钱,他就帮我挂号,我可以不用早起,睡到早上10点钟直接去看病”。周小燕对此感到不安,担心老板没有帮她挂上号,又要在上海耗费一天。最终她选择凌晨时分自己去排队挂号。

  调查显示,对于在三甲医院挂专家号的难易程度,28.3%的受访者认为“非常困难”,52.5%的受访者觉得“不太容易”,仅有12.6%的受访者认为“挺容易的”。

  “号贩子老是找我,但我不理他们。”为了给8岁的儿子治疗弱视,李先生一家五口从甘肃来到北京同仁医院就医。在前一天排队失利后,李先生从1月15日晚上9点开始彻夜排队,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才挂上了号。当晚北京最低气温零下7℃,并伴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。

  调查中,49.3%的受访者曾遇到号贩子倒卖号源。

  来到北京看病,周小燕再次遭遇了号贩子。“号贩子说凌晨三四点开始排队都不一定能挂上号”。对挂号已经备感疲惫的周小燕不禁对找号贩子动了心,不过号贩子开口要价300元,除了知名专家100元的挂号费,还需支付200元的“服务费”。这对于家境一般的周小燕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。

  调查显示,46.0%的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购买过专家号。其中,23.5%的受访者花费在200~500元,13.9%的受访者花费在200元及以下,8.6%的受访者花费在500元以上。

  “病情紧急”和“通过正规渠道挂不上号”成受访者购买高价号的主因

  几十元的专家号到了号贩子手里贵了数倍,为何还有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从号贩子手里买号?调查显示,51.5%的受访者表示是“病情紧急,迫切需要”,46.6%的受访者直言是“通过正规渠道挂不上号”,20.2%的受访者表示是“排队麻烦费时,花钱买方便”。

 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自助预约挂号处,记者尝试挂几个科室未来一周的专家号。自助挂号机上均显示“已无剩余号源,不能挂号”。

  一名中年男子走上前与记者搭讪,说可以帮忙挂上明天的专家号。当记者询问心内科等号源紧张的科室是否也能挂上时,对方表示没有问题。“一个号400元。把你的身份证、就诊卡给我就可以了。要是没带这些证件也无所谓”。同时,该男子表示可以“先看病,再付钱”,不用怀疑挂号的有效性。

  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,受访者认为主因是,“挂号系统监管存在漏洞”(67.8%)和“医疗资源分配不均”(62.9%)。此外,还有“政府对号贩子打击力度不够”(55.3%)、“医院当中有内线”(50.0%)等原因。

  从2011年6月起,北京21家三甲医院全面实行预约挂号和就医实名制。这一举措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,仍然存在监管盲区。“医生看病时并不把患者的名字和挂号的名字进行比较核对,他们没有这种义务去做甄别。号贩子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挂号,挂号使用的身份证不一定是患者本人的”。

  对于号贩子长期活跃在知名医院的原因,他认为,一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,有经济能力去寻找好的医疗资源,号贩子就有了市场。二是医院管理存在灰色地带,“在利益驱动下,不排除医院中有号贩子内线的可能”。

  丁志宏提醒,通过号贩子挂号对患者本人来说存在巨大隐患。“一是退费非常困难,几乎退不了费。二是当出现医疗事故时,如果挂号的身份证并非患者本人的,患者往往是受害方”。

  受访者认为医院和政府是根除号贩子的责任主体

  前不久,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曾表态“一周内让大医院周边的号贩子基本绝迹”,对此,10.3%的受访者认为“可以实现”,49.5%的受访者感觉“短期能见效,长期很难说”,32.9%的受访者直言“实现不了”,7.4%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。

  “公安部门用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定并不足以阻止号贩子,因为号贩子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。公安部门现在还没有打击号贩子的长效机制。”丁志宏表示。

  谁应该是根除号贩子的责任主体?50.6%的受访者选择“医院”,35.4%的受访者认为是“政府”。

  对于大部分受访者将医院视为责任主体,丁志宏表达了不同看法。“依靠医院的力量来解决号贩子是有限的。医院不可能去聘请大量保安,也不可能依靠医生来甄别真假患者。医院只能作为一个载体,通过社会、公安等力量去协同解决号贩子问题”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朱恒鹏认为,号贩子屡禁不止,是因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。“主要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短缺,价格管制”。政府应放开医疗行业供给管制和价格管制,交由市场决定。“具体的做法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,把医生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。放开价格,好医生挣得多,愿意成为医生的人就多,供给就会增加”。

  丁志宏也表示赞同,“医生执业自由化,好医生到民营医院去,这样能够满足群众需求,哪怕只是满足一部分有钱人的需求。这样也减少了公立医院的压力,号贩子问题可以得到缓解。”

  同时,丁志宏认为民众也要逐渐转变看病观念,不盲目追求知名医院知名专家。“人们现在的医疗需求,在量上和质上都没有得到满足。基层医院应该获得更多资源,增强医疗条件和技术,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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